罗豪才、袁曙宏：《论我国国家赔偿的原则》，载《中国法学》1991年第2期。

且不论我国司法独立性、公正性、权威性还有待改革完善，单就某些问题（如监管的重视程度、监管资源的配置、监管体系的建构与改革、监管规则的裁量创制等）之本身而言，也并非司法能够胜任给出更可靠答案的。[36] 人民参与在立法文本上的大踏步前进，似乎也就到此为止了。

加之党政一体的结构特点，下级对上级的应责甚至最终关乎整个执政党和行政系统的执政绩效和对人民的承诺。[15] 因此，尽管应责在不同论者笔下有着多样的定义，但其毕竟存在最低共识。其中，最严格的法律责任制度，包括综合运用民事、行政、刑事等手段，对违法生产经营者实行最严厉的处罚，对失职渎职的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实行最严肃的问责，对违法作业的检验机构等实行最严格的追责。胡建淼：《行政法学》（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637页。[26]2012年，《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国发〔2012〕20号）明确，上级政府要对下级政府进行年度食品安全绩效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作为地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

否则，政治应责的不足，会成为整个行政监管责任体系的木桶短板。前文提及的行政首长政治应责，在这里得到相当的体现。[76]另一方面，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也可以在审议报告中确认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律修改行为的合宪性，如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审议《人民法院组织法》修订草案时就确认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这一基本法律符合宪法的有关规定。

从目前的立场看，这些制度严重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具有重大的违宪嫌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也根据党中央的决策和实践需要适时修改和废止了相关立法，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修改和废止相关立法时，却充分肯定了相关制度的历史价值，并未对其作出违宪认定。第四，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隐性的宪法判断限制了我国宪法判断的类型化。经验研究表明：我国的合宪性审查对违宪概念的依赖度很低，但实践中违宪这一概念的存在对于预防公权力违宪、提高公权力行为和立法的合宪性水平、应对重大政治危机都具有重要价值。马识途：《百岁拾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329页。

第二，国家公权力机关自身的权力增长或权力再分配，只要存在解释的空间，就不是违宪。第三，在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合宪性审查时，违宪概念本身的应用空间也比较有限。

[18]张友渔：《宪政论丛》(下册)，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292页。其中有些问题，如改革过程中的宪法变迁问题、立法过程中的宪法争议问题，可能并不适合直接与违宪划等号。而宪法的核心任务就是维护日常政治的共识，使国家避免陷入混乱、暴力和内战。例如，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发现并纠正了有些地方违反《宪法》103条第3款的规定，由市长兼任同级人大常委会主任的情况。

[89]参见彭冲：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1990)，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90—1991年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97-98页。从上述的情况可以看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工作文件中基本上没有公开单独使用违宪违反宪法的情况，[56]违宪与违法是伴生的，违宪是最严重的违法行为[57]依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违宪最为直白的定义。在实定法意义上，宪法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也是特定政治价值和意识形态重要的正当性来源。[86]沈春耀还指出：对于宪法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事项，必要时，根据宪法精神，可以采取创制性办法，及时妥善处理实践中遇到的没有规定、没有先例的新情况新问题。

[65]参见张庆福：《宪法学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510-511页。[19]在八二宪法通过后，彭真一再强调：为了不让(文革)那种局面重演，人大常委会应该负起责任，一切依法办事，[20]全国人大常委会要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违宪的事情我们一件不能做，要成为习惯。

我国的合宪性审查主要解决规范性文件的违宪问题，而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具体行为的违宪，以及社会群体、公民个人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违宪却并不能通过合宪性审查予以纠正在应对违宪现象时，即便存在直接适用宪法的空间，也无法仅仅依靠宪法规范解决问题。

[91]违宪概念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三十多年来的实践中表现出高度的复杂性，也提醒着我们，在合宪性审查时代依然要充分重视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政治实践，在学术上避免过于轻率，认真对待违宪概念的规范性与政治性，在政治稳定和学术自洽的基础上实现实践与理论研究的良性互动，在宪法实施不断走向深入的过程中去提炼中国本土的宪法资源。[19]王汉斌：《王汉斌访谈录：亲历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63页。另一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曾直接承认规范性文件违宪的现象存在。[46]这说明，政府可能未经人大常委会批准而擅自调整预算，这种行为直接违反了宪法和法律的规定。[79]在我国当前的宪法实践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的违宪判断也应当是极少数。在这方面，一些理论上的宪法争议在实践中并不会成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判断的对象。

[82]但是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实践中，对于存在违宪嫌疑的规范性文件，可以用不成熟不妥不适当等方式替代违宪的宪法判断，或者用文字性修改回避实质的宪法判断。所有国家机关，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自身，在制度完善的过程中都存在着职权扩张的空间(例如各级人大常委会的执法检查权)。

王任重，见前注[17]，第282页。[32]《彭真传》编写组，见前注[15]，第191、193页。

这也就意味着，违宪与违法可能无法完全区别开来。对于公职人员具体行为的违宪，特别是在干部任免、人大选举中的违宪违法现象，依旧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工作的重要内容，但处理的方式是针对个别违宪违法行为的纠正、批评、叫停以及确认选举、任命无效等，[80]与《宪法》《立法法》规定的对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撤销的宪制手段相比还是有区别的，对宪法规范的解释和运用空间也比较有限。

[69]反映到中国的合宪性审查制度上，就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会对长期存在、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制度或者立法(例如城乡不平等选举、劳动教养制度、收容审查制度等)在宪法层面上作出否定性判断。[49]田纪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98年第1期，第69页。[71]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备案审查室主任梁鹰认为这一表述具有了合宪性判断的意味。[15]《彭真传》编写组：《彭真年谱》(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05页。

全国人大常委会将这种行为认定为违反宪法和法律不符合宪法和法律。[83]参见邢斌文，见前注[11]，第66-67页。

比如为了使立法尽快通过，原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在审议时将《农业基本法》改为《农业法》，以便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在出现重大政治危机和社会动乱时，中央以宪法为依据反对与宪法对立的价值观或思潮，是避免宪法危机、维护宪法尊严的重要方式。

参见韩大元、王建学：《基本权利与宪法判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2-55、94-134页。[66]乔晓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带包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学习问答》，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而对于社会群体、公民个人在意识形态、思想上、行为上的违宪问题，则主要是靠教育、引导和严格执行法律的手段来应对。另一方面，违宪不具有独立性。[47]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工作报告中多次强调，如果在备案审查中发现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存在违宪违法行为要及时处理，[48]相当于承认了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违宪的可能性。基于我国宪法实践中一直将违宪视为严重政治事故(或者是最严重的违法行为)的传统，违宪的范围就是采取狭义的界定方法。

[86]沈春耀还指出：对于宪法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事项，必要时，根据宪法精神，可以采取创制性办法，及时妥善处理实践中遇到的没有规定、没有先例的新情况新问题。[84]在修宪后及时对法律进行清理，确保宪法和法律保持一致。

围绕着违宪这一概念衍生出的诸多理论，使得违宪本身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也是一种分析工具，违宪主体违宪方式违宪责任等理论共同构筑了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基石。在此语境下，相关国家机关依据宪法行使权力，采取某种措施，恰恰是维护宪法的表现。

[10]第五，针对法律草案中存在的宪法争议，就《物权法》《监察法》等法律草案的合宪与违宪问题进行争论。[2]参见王书成：《合宪性推定论：一种宪法方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3-202页。

7月1日零时起，攀西地区首次开行可直达高兴、兰州站旅客列车！

今日，芒种

因锅炉未使用清洁能源 浙江一印刷厂被罚4.7万元

2023年第一季度“凉山好人”名单公布 有你认识的吗？

2020年8月上半月四川空气质量如何？

2023年凉山州建筑工地“安全生产月”暨安全质量标准化现场观摩会召开

河南省2020年上半年环境投诉案件同比下降23.3%

凉山新闻联播 | 我州与中国铝业集团召开座谈会

环保行业：土壤修复有望迎来治理周期高峰

会理全力推进皎平渡红色美丽村庄建设 助力乡村振兴